分配给各级贵族当家臣，负责具体差事，也可能被赏赐、转让。他们比纯粹的战俘奴隶（“羌”、“奚”等）地位稍高，有一定的管理职责或专业技能，但人身仍然依附于主人，是 “有技能的仆人” 。《尚书·微子》里商纣王“咈（fu）其耇（gou）长，旧有位人”（违背年长者和旧有官员），又“卿士师师非度”（官员们都不依法度），指的可能就是整个“臣”的系统开始紊乱、失职。

那么，“众人”和“多臣”这套班子，是怎么搅和在一起，让商朝社会转起来的呢？可以打个比方：

商王和他的核心“多尹”，好比总公司董事会和cEo，定下战略：今年要重点种黍子，要征伐土方，要修建新的宗庙。

命令下达到“小众人臣”和“小刈臣”这些 “分公司经理”和“生产主管” 手里。他们拿着王命（或者刻着王命的甲骨？），回到自己管理的族邑或田庄，召集“众人”——那些 “一线生产工人和预备役士兵”。

“众人”在“小臣”们的组织和监督下，春季“协田”，集体耕种王室或贵族的“公田”；农闲或战时，则被“登”（征召）起来，或去服土木劳役，或拿起武器组成军队。他们的劳动成果（粮食、手工产品）和兵役服务，通过“多臣”这套管理系统，被有效地汲取、输送，最终汇聚到殷都，支撑起整个王朝的祭祀、战争、建筑和贵族消费。

所以，“众人”是社会的基础生产力量，是“被组织者”；“多臣”是社会的管理执行阶层，是“组织者”。两者结合，构成了商代国家统治的基本社会框架。这个框架依赖严密的血缘族氏组织（众人多以族为单位）、明确的人身等级和强制性的集体劳役兵役来运转。它比夏朝更复杂、更系统，凸显了早期国家机器日益强化的人口控制与资源动员能力。

然而，无论是“众人”耕作的粮食，还是“多臣”管理的物资，最终都需要变成实实在在的器物——祭祀的礼器、打仗的兵器、生活的用具——才能发挥功用，彰显权威。这就离不开另一个庞大而专业的群体，他们不在广阔的田野上，而在烟熏火燎的作坊里。正是他们，用双手将矿石化为璀璨的青铜，将玉料琢成通灵的宝物，将泥土烧制成耐用的陶器。他们是“百工”，是官营手工业的灵魂，也是商代灿烂物质文明的直接缔造者。

下一章，咱们就走进这些被重重宫墙或工官管辖的作坊，看看商朝的“国营工厂”是如何运作，又是如何以惊人的技艺，塑造了一个时代的审美与力量。